摘要:徐星、冯唐,两位并非职业的写作者,他们为什么写作?如何写作?一场关于文学的无主题变奏。
2014-05-19 理想国
《剩下的都属于你》新书沙龙
徐星&冯唐:一场关于文学的无主题变奏
时间:2014年5月18日14:0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北区礼堂
活动摄影:Muto
徐星(右),冯唐(左)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在法国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导演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和《罪行摘要》。

冯唐,1971年生于北京。当代作家,畅销小说家,专栏作家。华润医疗CEO。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不二》,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并为《智族GQ》等杂志撰写专栏文章。

两位并非职业的写作者,他们为什么写作?如何写作?一场关于文学的无主题变奏。

活动记录选摘:
冯唐:你最早第一份工作做得啥?
徐星:我只做过一份官家的工作,就是扫地的清洁工。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这工作因为我工作表现不好,被踢出来了,我现在都很惋惜。

冯唐:当时你怎么想起来写小说呢?在扫地期间还是在扫地之后?缘起是什么呢?
徐星:我从小是文学少年,文学青年,热爱文学,到今天还热爱文学,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傻。当时我在外地生活了很长时间,插队啊等等等等,就生活经历比较复杂。
  回到北京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不太适应,就是咱们国家变得很厉害,从要每一个人都做革命,要解放台湾三分之二……我们从小受这种教育长大的。我插队在一个大山沟里,当兵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所以对那个外界的情况不太知道,直到1981年复员到北京我才第一次听到当时已经满大街很时髦的台湾歌手邓丽君,听的时候就很吃惊,觉得这不是靡靡之音吗?就不太对味。发现中国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一起生活的小孩,同伴们都在考大学什么的,都疯了似的。
  当时我觉得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以前我们都是工农兵,穷人很光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知识分子都是不稳定因素。当时就有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的感知。就想,哎,我试试可能可以用文学表达表达我这种困惑。

冯唐:写了多少字,花了多长时间。
徐星:《无主题变奏》这个小说是我1971年写的,写完之后,就给一些朋友看,有一个朋友看了之后,说这个可别出事,写这样的东西,把你抓起来。然后在一些艺术院校传看。反正就这样吧,一直也没法发表。
  然后直到1985年,咱们国家思想解放了,我觉得这事可能可以尝试一下。我就把这个小说送到离我们烤鸭店最近的一个,我就知道那是一个文学的地方,但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就因为离得近,所以就拿着小说就去了。那时候有一个看门老头,说你干嘛?找谁?说投稿。那老头都特那啥,文学那时候是不得了,中国人没有什么别的信息手段,就是报纸、文学,老头可能见这种事也太多了。我骑车到那儿,说你干嘛?说投稿的。他说投稿?投什么稿?我说小说。他说我们这是诗刊。小说得到东四十四条去那边。其实这老头给我指引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东四十四条是人民文学院,他说你去哪儿吧。之后我又骑着车过去投稿。过了两三天就有回复,说稿子看过了,很吃惊,很意外,速来编辑部谈。

冯唐:在这儿插一句,那个时候徐星老师赶上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文革刚完啥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手机,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高大上的。
  比如说原来南方有个牙医,那个牙医没上过正经的医学院,就是把牙一绑,那头绑在门框上,踹一脚怎么样,看牙的,写的一个三四千字,叫《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了,就彻底脱贫,摆脱了屌丝的状态。
  还有北京有个诗人,具体名字也不讲了,其实写东西的人都有点结巴,他也有点结巴,拿着油印的诗集到清华,在北大没混下去,清华大家懂,女生少,傻乎乎的男生多,容易骗。那边的女生跟着男生在一块儿实际上智商也有点下降,所以也容易骗。拿油印诗集,每次没饭吃,就说我是诗人。
  后来清华有一男生非常气愤,说这么着都可以骗钱,他自己也当诗人,后来学写歌,这个人叫高晓松。那个人有一句诗是“我是一个天才冒险来到人间”,他加了一句,“冒着被抽的风险来到人间”。那个是很美好的时代。
  当时除了徐星,还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王朔《动物凶猛》,还有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写一个傻子,等于开创了一个时代。现在像这种时代,这种开创的方式,从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很难想象,两万字就能开创时代了,这个也太容易了,好像那时候我们北京买房,三千块钱一平米,四千块钱一平米,我那时候就买房了,估计在你们这时候会有同样的感慨,说四千块钱就买房,想什么呢?所以时代不一样了。

冯唐:两万字出来之后,你咋没写了,回去扫地了还是怎么的?跟《剩下的都属于你》隔了好长时间。
徐星: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不像今天,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当时确实没有。真的,就当时你那个出名就是出名,钱都是那样的。但不断有媒体采访,采访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工作状态,背着一个大簸箕,拿着笤帚,就有什么中国青年报等等,外地的什么杂志来采访,我们的头儿觉得特别不舒服,说怎么一个扫地的就能整天被人采访,就给我设置种种的障碍,再加上我劳动纪律也不好,经常这边揣一个啤酒,一个猪耳朵, 就不好混了。
  没发表前我混得挺好的,真的。我上班可以带着狗的,那时候北京没有人养狗,狗一出来,后面有一帮小孩跟着。私人养狗,把狗带着到大街上转的,我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拨,那个时候非常少。我还养过熊,我养不起,后来把熊送给北京市杂技团,不接受训练,给打死了,挺可惜的。

冯唐:问题是你怎么不多写点?
徐星:也写了,后来写的《城市的故事》,写《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爱情故事》等等,但是因为《无主题变奏》呼声稍微高一点,其他的东西被淹没了。我有一个特点,我写不长,我不会写长东西,我到今天也觉得短是对聪明才智的挑战,长容易,短难。

冯唐:说说后来怎么就到了《剩下的都属于你》。稍稍展开一下,一个作家最开始处于一个喷的状态,的确是不吐不快,我扫着地,心里怀着世界,看着社会主义体会着资本主义,又有狗又有熊,来的都是号称是天才,各种朋友,喷了一段之后,有可能觉得主要表达是七七八八的,后来从《无主题变奏》到《剩下的都属于你》,中间这段过程你觉得对你印象最深的几个事。

徐星:出国了,娶媳妇了,分手了什么的,都是事。
  我确确实实很有种的说,我没拿出名这事当回事,当时1985年这个小说发的时候的确是有冲动,说自己成为名人了,挺牛的,尤其是对我爹妈,变成铅字马上给爸妈看,说你们看,我出名了,我牛了!有过这么一段,但是很短。很快我就一种厌倦,为什么?
  第一,找我的人多。第二,我觉得这事挺没意思的。我到今天也觉得写作这个事对我来说,直到今天为止,的确不意味着名,也不意味着利。经常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干嘛现在拍纪录片,你1985年进入到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了,大学教材,文科都得提了,你那么有名,你干嘛不利用这个当一个什么。反正我们那批人吧,基本都是什么主席,副主席,主任什么的,但是我说实话,我从离开烤鸭店到今天没变过,30多年一直是这样,一直是社会闲散人员,这个跟我的不努力、懒散是有关系的。
  因素之二,我的确没太当回事,生活以好玩为主,不好玩就没意思了,生活质量很低。尽管你可能非常有钱,但是生活质量低,这一辈子很荒诞。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自己很懒,第二,我也没看重这个事,直到今天还是这个。

冯唐:我跟徐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生活好玩儿一点,但是大家走得路不一样。后来又怎么想起《剩下的都属于你》呢?隔了10年以上吧?
徐星:隔了三年,小说写了10来年,跟我的懒散确实有关系。
  回到这个小说,然后1988年我开始写,为什么呢?我当时和北京作协的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骑车,当时骑车旅行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车的装备都是很现代化的,一直有人骑到喜马拉雅山之类的。当时中国人没见过跑车,中国自行车就两种,还挺奢侈品的那个时候,一个是28的,一个是26的,分两种,自行车。我那朋友叫小熊,就是故事里面我用了他的名字的拼音,叫西庸,他骑一个28的,我骑26的。
  我的车是谁赞助的呢?是刘心武,我跟他说我要出门,没钱,想买个车,然后他说成吧,就这么骑着车从北京到深圳,深圳那时还不是城市,我们到了深圳之后,深圳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奇形怪状的。这一路上骑行就有一些感受,我们到哪儿跟不同的人接触,当时骑行旅行是很壮举的一件事,有地方的报纸对我们进行报道,挺好玩儿的。后来我就想,在路上的状态挺好玩儿的,再加上我两个人特别穷,不会说住旅馆等等,当时中国没有饭店,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酒店,都是小店,就引发了我写这个小说的一个冲动。

冯唐:你对公路小说,比如凯鲁亚克著名的《在路上》等等几本,你自己看过没有,觉得你的阅读跟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徐星:看过,不仅看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关系不大,这个关系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在起作用。我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冯唐刚才说了,我经常出国参加一些文学界讨论会,尽管我写得少,我也被记者提到,说你认为你的写作特点是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回答,如果我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定义我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这也是特点。
冯唐:李白写得比你还少,这个和古人不太一样。你接着说。
徐星:另外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从我的特点、特性里边享受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愿意无偿的给大家,就是我的确是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就有一种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一种没有疆界,就是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发不发,爱出不出。确实它只满足我一个心理需求,就是它让我觉得我能在我做的事情里边得到特别特别美好的享受。
  这个是我给所有做艺术的人,不管是小说或者是画什么的,千万不要想那些事,想出名或者挣钱。因为你只有这样,你能够有自由。你才有自由表达的可能性,你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有那种保持你自己的原始的创作激情。还有一个技术层面,就是表达的要准确。
冯唐:刚才徐星结结巴巴说这个话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懂这段话,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能用自己这块料创作出真的文学作品,真的艺术作品,如果是自己是这块料,不是这块料另说。我高度概括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先让自己爽。
  齐白石用一个更文言的话说,“人生事贵畅快,何况写字画画”。希望大家把刚才那个仔细考虑考虑。
  跳出来看,如果你有时候看所谓的漫漫的时间的长河,多少人像泡沫一样过去了,多少红极一时的东西像泡沫一样过去了,就拿新中国来说,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200年后还有哪几篇小说,哪几篇中篇、长篇会被人读,哪几个画被人家看。在时间的尺度下,经常你会产生这种无助感,经常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东西能剩下的,但我高度怀疑,徐星老师个别少量的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来血一样的东西有可能在200年后还有可能被阅读。

冯唐:因为我基本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看电影,想问问徐星对纪录片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最近做了哪些努力?
徐星:我经常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写小说、搞文字,现在拿机器拍纪录片。我刚才还在回答这些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爱文学,文学在我血里流,这是一辈子的事,我老了,我一直会爱它。我拍纪录片这些东西其实没离开文学,我不过是用了另外一个载体来表达我的文学。
  比如说我不是一个拍事件的人,不拍概念的人,不会拍大事件,比如反右什么什么的,我拍的都是人,拍人性,拍人物。所以这个呢,跟我写作上是完全相通的。
  我觉得既然新的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还不那么老实,我可以尝试一下用新的技术表达我的文学。而且我建议每一个作家都拍东西,不是拍纪录片。怎么说呢?我自己是从我拍东西,拍摄,用镜头语言,用视听的手段,我发现我受益匪浅。确确实实对我的文学是有很大帮助的,有一天我可能扛不动机器了,可能老了,我坐在家里看我拍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再面对我的笔和纸,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出来。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徐星:我也有问题要问冯唐。冯唐,妇产科医生这个事跟你写女性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关系吗?
冯唐: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有几重关系。
  第一重关系,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怎么讲呢?比如有一个小说叫发条橙子,我看小说没看电影,理论我大家一讲,大家看过就明白了。我一直觉得自己热爱妇女可能是个问题,可能是个毛病,怎么能治愈呢?你去妇产科。你整天看,整天看,看烦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就跟发条橙子一样,你整天犯罪,让你打砸抢,天天让你看,看到你烦为止。那是过去心理治疗的方式,但是很残忍的方式。忽然发现经过八年,没治好,然后觉得反而写作对我来说更治愈一点,就是更有治愈的作用。这是第一,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自救,这么好的医学院念八年还治不好。而且社会这么风险,最近,对吧?
  第二,医学让我很系统的学了一整套的结构词汇,从里到外,发现基本的比例关系、构架、前后关系用的词汇都可以非常的精准。这个对于写作后来我发现,特别是某类写作,非常好用。当时我记得古龙说的,胴体胴体胴体,然后就没了。当时查新华字典,女的穿大背心,男的穿大裤衩,什么都看不见了。简单的说,有用的。

徐星: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文学写作的驱动力是什么?
冯唐:我觉得一共是三点,一点是刚才的,渡自己,能把自己缓解一下,让自己过10年、15年、20年也稍稍总结一下,归纳一下,用文学的方式看看自己过的日子,对世界的体会。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是很爽的,我两个手最近都是有腱鞘炎。可能打字姿势不对,但是我还是喜欢打字的感觉。因为我音乐五音缺三,但是打字的时候有弹钢琴的感觉,写作有那种快感。
  而且我真心觉得是能够帮助一些读到这本书的,读到这些书的,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也不包好,但是我想一定能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笨,第二呢,我又对一个问题想得会相对时间久一点。第三,我又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者看了之后,我想至少有一个说不止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你看那儿有一个SB也有这个问题。这人性很贱的,一看到别人跟自己类似,比自己还惨就很开心。还有,有些人或许就说有人帮他想了,说这个事至少有一个角度可以这么看,不见得这么看,很多事情咱们的教育有巨大问题,都让你往一个方向看,从一个角度看,这样你失去很多自由。不是说我这个角度肯定是对的,而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文学的,一个并不傻、并不笨,很用功很认真的人,告诉你去看,由一生成二,就容易不二了,这个是很深的,大家好好想想。
  第三,的确存在徐星说的,我前半段跟徐星类似,开始是没想到名、钱,后来没成想这事还真能出名。

徐星:真能赚钱吗?
冯唐:你要看到什么级别。到我这个级别可以挣钱了。
徐星:正好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如何看比如说现在这个文学市场,文学能挣大钱的事。因为据我知道,这个事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在中国很容易的,中国人生存有道,干各种各样的事都能发财,比如说宋庄以前是特别穷特别穷的地方,致富,他有特殊渠道,他为画家、艺术家提供画材,钉画框,这是我拍宋庄电影的原因。全世界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谈到好多的文学富豪排行榜,这个问题怎么看?
冯唐:第一,要诚心正意,也就是你最开始图什么,我是一直不反对挣钱,如果你能靠任何事情合理合法挣到钱,这是好事,为你鼓掌。所有的商业系统,包括股票系统,包括上市系统,包括金融系统都是为了能合理合法的挣到钱,创造价值,给大家提供享受,这不反对的。但是这不是我想图的。关于挣钱这个事,我开始是没有希望能够通过写文章来获得的,现在也没有。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更难。也就是说,能够不贪财,不怕死。只是为了自己爽写文章,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要守住的底线,这个我一直在践行。听上去简单,其实不容易的。
  我举两个例子,从不贪财讲。我老在想,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这两天我开窍了。所谓纯文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通俗文学是要让你爽的,不是让他爽的,这就类似于什么呢?医院和SPA的区别。这个医院一定跟你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你还会疼,我尽量能够减轻你的痛苦,对吧?好医生要这么说的。而SPA说,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舒服。
  第二,我还是因为第一个,我的追求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是希望能过200年,300年,400年,我自己的努力不白费,还有人会看我自己写的东西,这个叫冯唐的一个写黄书的人写的东西,还会想起我的诗,对吧?不见得卧轨,也能够达到效果。

徐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从《万物生长》到《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到《北京北京》在我看来,你后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变化的,我想请你谈谈这个变化的情况,过程从哪儿来的。
冯唐:人这种变化我觉得贵在顺其自然,我一直认为要先有真,才能有善和美,否则善是伪善,美是假美。
  这个真是要顺应,也就是说你第一篇你写的只能是你当时理解的东西。如果你一旦写你不理解的东西,那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到一个水平了。所以说,你看北京三部曲,《北京北京》、《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跟《万物生长》,基本写的是1985年到2000年这15年,基本是从我15岁到30岁这么一个回望的过程,写得《不二》,刚刚完成的《素女经》都是在我过去这10来年对人世的一些体会。当然有些是用神话色情的形式,有些是用批判现实的形式表现的,只是表现不太一样。

读者互动环节

提问:冯唐您好,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是我听说您把董桥先生形容成一个老妓女,把他脸上每一个皱纹都给它抚平,点缀得非常非常细致。我想问您,您怎么看待文字的细腻和粗犷,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以及两种风格是否是绝对矛盾的?谢谢。
冯唐:这个我必须用场合更正一下,那是我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经常揪出来。从一种方面,我应该自己有所安慰,但是另一方面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很大的骂人的乐趣。
  有两点必须仔细更正:
  第一,当时不是说老妓女是艺伎,老妓女是很残酷的,作为艺伎是OK的。
  第二,我说的是你一定要少读董乔,不是说你一定不要读董乔。我自己是读董乔的。这就引申到你刚才说的,我为什么这么想,以及老艺伎的比喻意味着什么。你适度的擦脂抹粉是OK的,这叫一个基本的修养和基本的庄重。
  第三,什么是真的有生命力的好的文字?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它并不是雕饰堆砌过度的修辞就是好的文字,想说的是这点。具体谈开,就是我说的他不是老艺伎和年轻艺伎的差别,或者南方和北方的差别,这是《诗经》和乾隆统治时期做的诗的差别。乾隆同志包括他、包括代笔的、被代笔的应该是以万首计,《诗经》剩下来可能诗300嘛,像风雅颂,风就是100多篇。你看一看就明白了,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提问:我想问一下两位,怎么看钱和不同的生活状态的关系,因为徐星老师是啃老族,冯唐是去年作家富豪榜上的富豪。我不知道两位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不是满意。
冯唐: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两点,第一,我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无论你挣多挣少,生活要简单。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李叔同没出家之前的日记,看鲁迅的日记,都非常简单,说今天吃一盘青菜、吃一条鱼,今天买四本书,今天看两小时书。其实我想,这么多年过来,我不认为自己的财富有巨大的变化,至少没有影响我的生活状态,基本还是撅着屁股干活,整天逆来顺受,打破牙齿和血吞,就是总是这样的面对这个世界来增长自己的见识,一直没有丢掉。为什么看徐星很亲切呢,就是没有丢掉在初中、高中培养的,在马路牙边坐下来喝瓶凉啤酒的快乐,这个跟生活状态应该没有关系,跟你的欲望有关系。
  第二个呢,我想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跟财富观。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相对独立。徐星不是啃老族,北京经常有徐星老师这拨人,有时候看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我刚来的时候经常疑问,钱从哪儿来。我想说的是,我曾经有一个大哥退休了,他曾经挣很多的,我说你卖红酒,那么贵的生活方式,我说拿红酒举例子,你怎么弄?他说这样吧,退休,没钱了,我就喝九瓶差的,喝一瓶好的,再没钱就喝99瓶差的,一瓶好的,那一瓶带给我的满足不一定比那100瓶的满足感差。这就从医学的角度证明人是很贱的,生活就是自给自足,量入为出。
  第三,有钱之后应该会把钱,尤其是自己不能花掉的钱变成一种力量,至于怎么力量,我在另外一本书上有一个转述,我不一一赘述了,把钱花到好的地方,不要花在自己根本享受不了的地方。我常看有些人说挣那么多钱,他自己的智商真花不掉,而且真不知道怎么好好把钱花掉。
  最后一个要说,没钱的时候别着急,你看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刚才见面之前还说80后、90后,比我们70后,60后心理压力有可能更大,精神病的发病率有可能会更高,所以让大家学习学习徐星,人家很励志的故事,扫地还能养狗熊。
徐星:冯唐今天为了配合我特意穿成这样,没事,我不跟你借钱。
  我先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我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东西的人,我也基本不消费的人,基本就是抽点烟的人。我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让我驰骋的自由度。我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是我很享受的,就是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提问:谢谢冯唐老师和徐星老师的讲座。我想问徐星老师一个问题,我看您的很早以前出的集子,《无主题变奏》,最后一个小说就是《剩下的都属于你》,我在里面看到一小段话,就是讲作者那个“我”骑自行车在公路的时候,躺在路边睡觉。这个时候听到路边的小孩的哭声,这个时候他觉得那个哭声非常动听。这个时候他有一段议论,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呵呵的傻笑。”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依然这么觉得吗?你睡觉的时候依然会忍不住呵呵的傻笑吗?
徐星:看得真细,谢谢你。我每天躺在床上,觉得我要睡觉了,我确实是会笑,哎呀,今天完了,挺高兴的,确实是这样的,今天还是这样的。我非常感谢你记住我小说里这样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我在小说里这样表述,什么马路边啊,剩下的都属于你,只有什么垃圾堆、马路边什么的,但我不能说这个婴儿的哭声是剩下的,他还没开始呢。那咱们看一看,婴儿的未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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